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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时期有哪些相对进步的思想家他们的主张是什么明清:集前代之大成朱熹为何成为理学集大成者明清时期,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思想家,如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等。
有人反对君主专制制度,反对重农抑商政策,提出了“工商皆本”的思想;有人主张经世致用,注重实学。有人提出“循天下之公”,猛烈抨击“孤秦”“陋宋”,提出了尊重物质运动规律的自然史观和社会史观等。思想家们植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的新因素,在明清之际“天崩地解”的形势下,开创了新思潮、新学风。
李贽,他反对“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”,反对把儒家经典看作真理的标准,对理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,表现出了大胆的、离经叛道的批判精神。同时他大胆地向正统思想发出挑战,批判道学家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的虚假说教,强调人正当的私欲。他认为穿衣吃饭就是“人伦物理”,人不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活去空谈仁义道德。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。
黄宗羲,反对宋儒“理在气先”之说,认为“理”不是实体,只是“气”中的条理和秩序。他在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,对君主专制制度作了深刻地揭露,指出专制帝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产业,乃害民之贼,又指出专制帝王之法乃“一家之法”,并非天下人之大法。此外,在经济上,反对“工商为末”的传统观念,提出工商“皆本”之论。这种见解代表了工商业者的利益。
顾炎武他在哲学上受到“二程”和朱熹的影响,可是他也赞成张载的唯物主义观点,承认“气”是宇宙的实体。他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,异常称赞《明夷待访录》一书,认为他的主张和《明夷待访录》相合者十之六七。他又反对理学,认为理学空言心性,那不是学问。他极力提倡“实学”,主张“经世致用”。
王夫之,他在哲学上发展了张载的唯物主义观点,批判了宋、明以来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,主张“尽天地之间,无不是气,即无不是理也”。把我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向前发展了一步。此外,他还提出了“耕者有其田”的主张,认为土地不是帝王的私产,是耕者所有。
明清:集前代之大成
明清时期是中国风水学说与实践活动发展的鼎盛时期,也是集大成的一个时期,留传下来的风水名著蔚为大观,而风水大师级人物也彪炳列阵。譬如,帮助朱元璋成就霸业的大谋士刘伯温就非常精通风水,著有《披肝露胆》《堪舆漫兴》《地学心传》《佐玄直指》《青嚢天机奥语序》等等。明成祖朱棣的长陵,由江西风水名师廖均卿(为廖的后裔)等人选定,成为其后明十三陵的肇始。在文人士大夫的心目中,风水之学同样也是一门显示自己博学多识的显学。如著名哲学家王阳明就根据风水原理自选墓地,被当地人称为“仙虾八斗”。清代著名的人士魏源在主张面向西方学西夷之长技的同时,也是一个地道的风水信奉者。他在江苏作官时,在镇江发现了一处风水宝地,不惜千里迢迢、费事费
力将在湖南已安葬多年的父母的遗骸迁葬过去。而在明清的文人笔记小说、杂记乃至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等名著中,都能找到风水师和风水活动的事例。
明清时代的风水著述有几个特点:一是汇辑、注释前人的风水名作而集大成,如徐继善、徐继述兄弟辑著的《地理人子须知》三十九卷,参考入列前人风水书籍百余种;二是分论风水流派的著作,如专论形势派(峦头派)和理气派的专著;三是细分某一类型和风水套用方面的著述,如关于水龙的有蒋平阶(蒋大鸿)《水龙经》,专论阳宅的《八宅明镜》《阳宅十书》,专论山法的叶九升《山法大全》,专论罗盘套用的王道亨《罗经透解》,等等。
明清代的著名风水大师与名著作者有幕讲僧、徐继善、徐继述、缪希雍、董遇元、徐之谟(徐试可)、王肯堂、蒋大鸿、赵九峰、叶九升等。
徐继善、徐继述是孪生兄弟,是宋太师忠愍公裔、理学家秋谷的八世孙。两兄弟年少
时父亲早丧,家道中落,为葬父而研习风水形法之学,而后一发不可收,游历了燕、齐、吴、越、楚、闽等地,多方遍访名师多达数十人,以三、四十年阅历经验著成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》(后称《地理人子须知》)一书,一时名倾朝野,当时的士大夫多雅好其书。该著按干、坎至兑八卦顺序分册,详述龙、砂、水、穴诸法,可谓详备深入。
缪希雍是明代常熟人,著有名篇《葬经翼》。他是名重一时的名医,《明史》在记叙《李时珍传》中特地提到,“常熟缪希雍皆精通医术,治病多奇中”。缪氏行医之余对风水学理情有独钟,并将中医之道套用其中,把中医的望、闻、问、切诊断流程移植到寻龙捉脉点穴上,进一步强化了风水学的实用性和操作性,同时,也体现了风水与其他中国古代科学、文化同一源流的事实。《葬经翼》用十二个篇章,分论原势、察形、怪穴、穴病、峡论、分龙、四兽砂水、明堂、余气、水口、望气、葬旨。就《葬经翼》整体而言,虽也论气,但偏形势更多。实际上,自明以后,理气派中也谈形势,形法峦头派也论辨气
八卦之法。《葬经翼》可看作是两派融合的一个佐证。
蒋大鸿是一个对风水理论和套用均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。蒋为明代晚期人,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(公元1620年)左右(一说为1616年),少年时曾追随名士陈子龙,后到福建追随明唐王朱聿键,任御史。1646年福建被清兵所破,服毒殉国。他除了纂述、辑注了大量风水经典作品如《地理辨正》《平砂玉尺辨伪》《归厚录》《阳宅指南》《水龙经》外,还改造了繁琐的罗盘,将原有地盘、人盘、天盘合一的三合盘,改造成只保留地盘的三元盘(又被后人称为蒋盘),极大地便利了罗盘的套用。他还是风水理气派之三元玄空派的宗师,所传弟子甚众。
《水龙经》为蒋大鸿所辑注,是明代专论水龙的代表作。其一大特点是对平原地带无山、无城可傍情况下如何正确看待和套用水龙的理论阐述,高度概括了平洋之地,将水系视为山龙的原理移植法。该书每卷前都有总论或统论,先予以理论概述,后再附有精细的
图示说明,可谓图文对应,各得其宜。
其他清代形法派中颇有影响的著作还有赵九峰的《地理五诀》、叶九升的《山法大全》等。
《八宅明镜》是明清时代流传和套用最广的一部阳宅风水典籍,该书为明代箬冠道人编著。箬冠道人姓名和生卒年月均不详,从该书序中推断此书著者为明末清初之人。书中提出了全新且自成体系的东四命、西四命,对应东四宅、西四宅(故称八宅),并配以三元法、大游年法、翻卦的一整套完整理论,是理气风水八宅派的代表作。
《阳宅十书》内容广泛而显得有些庞杂。该书分十个篇章,分别介绍了阳宅风水理论和实际套用中的问题,既有阳宅理论如福元法、大游年法、东四宅西四宅法,以及卦例、星命、择日、镇符等的具体介绍,又涉及到阳宅建设元素的方方面面,其中一个突出优点是以图示形式,重点介绍了宅内形和宅外形的各种吉凶情况,可谓一目了然。
清代,阳宅风水大盛,有关这一方面的书籍也是多不胜举,除上述两书外,还有《阳宅三要》《阳宅爱众篇》《相宅经纂》《阳宅会心集》《阴阳二宅全书》《鲁班经》等。
据考证,风水理念和风水术最晚在唐代就已经走出国门,传到朝鲜半岛、日本等地,并在之后对整个东亚汉文化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明代中后期到清,风水术因传教士来华逐渐传入西方主流社会乃至学术界。“风水”一词与“中国功夫”等一起,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之一。著名的中国科学史家,英国两院院士李约瑟曾说,不了解风水,就不了解中国文化。而在环境保护、生态文明问题凸显的今天,中国的风水思想和理论体系更是重新得到了西方学界的重视。中国的风水正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门“显学”。
理学是产生于宋代的一种哲学思潮,又称为“道学”,它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,它以儒学思想为基础,兼容佛、道思想,形成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新儒学。人们经常提到的程朱理学就是指以程颢、程颐、朱熹为代表的理学。
理学的开山祖是周敦颐,他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又系统的宇宙构成论,这就是“无极而太极”的学说,他用“太极”的动静以及“金木水火土五行”来解释宇宙的本源和万物的生成。周敦颐性情朴实,为官清廉,而又乐善好施。他尤其酷爱清幽玉洁的莲花,他曾经挖池种莲,并取名为“爱莲池”。著名的《爱莲说》便是他有感于池中的莲花所作。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,这正是周敦颐为人的真实写照。周敦颐生前的学术地位并不是很高,直到理宗时,周敦颐在理学上的开山地位才正式被确定。
周敦颐首创了客观唯心主义学说,而理学的另一位创始人张载则提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。
张载的父亲是做官的,不过,在张载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,从此张载一家就侨居在现在的陕西省眉县横渠乡。张载后来也因此被称为“横渠先生”。
张载的哲学思想是气学,也就是“气”本体论,这是与佛教、道教的唯心论相对立的一个学派。他认为,世界中无论有形的万物,还是虚无的太虚,都是“气”。在他看来,理是从属于气的,同时气还是运动变化的。实际上,他提出的正是哲学中关于世界是物质性的观点,并指出了物质与运动的内在联系。所以,我们可以说张载开辟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哲学的一个崭新的阶段。
张载的哲学体系{了解更多十二星座排名知识请关注:wWw.yixiNgGu.cOm",;)}"为宋明理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。他提出了著名的“横渠四句”: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这四句名言倡导文人士大夫要入世、经世,肩负起自己的道德使命和振兴文化、造福后代的历史责任,他的这种积极入世、乐观向上的精神境界,成为宋代以后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目标。
张载长期在关中地区讲学,因此他创立的学派也被称做“关学”。与张载的“气一元论”相对立的是提倡“理一元论”的洛学学派。洛学学派的创立者是稍晚于张载的程颢、程颐兄弟。他二人因是洛阳人,故而其创立的学派被称为“洛学”。
程颢、程颐是周敦颐的弟子,他们在周敦颐学说的基础上,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。他们认为“理”是宇宙万物的本源,因此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都应该遵循“理”的规范,提出了“存天理,去人欲”的主张,在他们看来,只要修身养性,就能使人性存善去恶。
关学与洛学尽管在自然观上是对立的,但在伦理学说方面则基本是一致的。这两大学派都成为了朱熹思想的先驱。
南宋时期,朱熹接过了理学的大旗。
朱熹出生在宋高宗建炎四年(1130),19岁时考中了进士,做了九年的地方官,他在任期间,曾在推行教化、整顿吏治、兴利除弊等方面政绩显著。他也曾立志报效朝廷,献身国家。然而南宋王朝政治腐败,官场堕落,性格刚直的朱熹在仕途上一再受挫,促使他绝意于官场,潜心学术,把平生精力用来著书立说、创办书院、讲学传道,成为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、教育家。朱熹曾建立白鹿洞书院,修复岳麓书院,讲学授徒。在白鹿洞书院时,他根据自己多年的教育经验,亲自制定了《白鹿洞书院教规》,确立了“循序渐进”的学习方法和“熟读精思”的学习原则。这个教规是一套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典型的教育纲领,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,它不仅成为此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模式图,而且为世界教育界所嘱目。
朱熹是程颐的四传弟子,在他31岁时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,他继承了北宋程颢、程颐的理学,深化和完善了理本体论思想,建立了一个精致的、富于理性思辨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,达到了唯心主义理学的最高水平,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。
朱熹的理学分为哲学义理和伦理道德两部分。朱熹和二程一样,也是把“理”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。认为宇宙间的一切都充斥着一个无所不在的“理”,朱熹又称理为太极,他认为太极包括万物之理,万物可体现整个太极。故而人人有一太极,物物有一太极。朱熹还提出了仅次于理的“气”。他认为理和气同存于天地之间,但理生气,气则依理而存在,所以,理是第一性的,气是第二性。这是朱熹提出的理气论。
朱熹发展了程颢、程颐“无独必有对”的矛盾观。认为在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中,都存在着两两相对的矛盾。比如“有阴便有阳,有仁便有义,有善便有恶,有动便有静”。而且对立事物之间还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。因此,他得出一个结论:对立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克服和斗争的关系,它们可以向着相反的方向渐变,积累到一定程度,超过了极限,就相互转化了。这表现了朱熹思想中的辩证法观点。
朱熹用《大学》“致知在格物”的命题,提出了格物致知论,探讨了知行关系。他认为从知识来源上说,应知先行后;从社会效果上看,则应行重知轻。
在人性问题上,朱熹继承了北宋张载的元气本体说和程颢、程颐的思想,提出了人性二元论的观点。他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。人天生就有仁义礼智之理,也就是说人的天性都是善良的,这就是“天命之性”。而由于每个人禀受的气不同,所以就有了善恶、贤愚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。这就是“气质之性”。由此,朱熹又探讨了天理人欲的问题,提出了“遏人欲而存天理”的主张,不过朱熹并不是倡导无欲,对于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的欲望他还是认可的。
同时,程朱理学之所以能被统治者奉为正统思想,关键在于朱熹把“理”运用到了封建伦理道德之中。具体的体现便是“三纲五常”。“三纲”是指“君为臣纲,父为子纲,夫为妻纲”,要求为臣、为子、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、父、夫,同时也要求君、父、夫要为臣、子、妻做出表率。这是封建社会中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。“五常”即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,是用来调整、规范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。在封建社会纲常伦理被奉为永存的最高道德标准。所以,理学思潮的兴起,从政治上说,是为适应宋王朝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。朱熹提出的人性说对维护封建统治、强化封建礼教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,他的学术思想,在南宋,乃至后来的元明清三代,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,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强有力的精神支柱。当然,他对“三纲五常”的强化,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,其消极作用也越来越显露出来。
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。他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,而且对于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乐律、佛学、道教,乃至自然科学,都有所研究。他的著作颇丰,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,主要哲学著作有《四书集注》、《四书或问》、《太极图说解》、《通书解》、《西铭解》、《周易本义》、《易学启蒙》等。其中《四书集注》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。朱熹的哲学观点不仅影响我国封建社会长达六百多年的时间,而且迄今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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